爱山，是我曾经的经历。

我的家乡因纬度低，无雪，于是向往雪山。雪山下，有平坦的草地和溪流，还有一群曾被遗忘的少年，他们70年前叫“红小鬼”，后来的身份叫“失散红军”。据民政部门统计，这些散落在雪山草地的少年曾数以千计，今天已寥寥无几。人的生命毕竟有限！

在鲜花盛开、青草茂盛的季节，我穿过西部辽阔寂静的山地，与他们邂逅。时光的风霜，将当年的风华少年磨蚀成耄耋老人，如果没有特殊的经历，谁还记得他们？美国地理学者普林斯顿·詹姆斯认为：“一个世代的意象，很少能为后一代所满足。人们总在不断地搜索新的、更完善的形象来作出符合时代信仰的解释。”

在物欲强烈的今天，还需要这样的解释吗？

我认为需要。毕竟，这是一个容易遗忘的年代，随着证人的逝去，将加速我们对昨天的淡忘。七十多年前，在西部山地走过的那一群热血青年，如今大多作古，但他们肯定留下了很多，包括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跟上大部队的少年们，他们顽强地融入那片山地，在雪水的滋养下走过漫长人生。作为越来越稀缺的民族苦难史、责任与抗争史的参与者，他们的血肉之躯比汗牛充栋的文献更能感染你我—历史，居然就活在我们身边！

我邂逅的第一个“少年”，已经86岁，地点在小金县。小金县古称懋功，是长征的重要节点，“懋功会师”亦成为亲历者们心中珍藏的经典。

2005年的一天上午，川西高原阳光灿烂。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，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，一边抹眼泪，还不停地鞠躬、敬军礼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上前打听，老人说他叫王顺生，康定人，16岁参加红军，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，目睹了两大主力盛大的会师场面。

“到处人山人海呀，可今天，能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！”老人长叹一声，突然泪流满面，“民国24年，我老家康定还叫打箭炉。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（军）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了！”沉默许久，又一声长叹：“1995年，天宝主席（原中央委员，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，是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族同胞，“天宝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给他取的名字）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时，我们一共坐了两桌，大家好激动，慰问活动搞了3天。10年过去了，如今，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！”

说罢，王顺生再次热泪长流：“我今天来这里，是想会会老战友啊，可惜，一个都见不到喽！”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，他父亲过草地时被打散了，在外流浪多年，不敢回家，上世纪80年代才落实“失散红军”的身份，“这次是专程陪他到小金县来看看”。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：“四川老话叫收脚印，再过几年，川西的老红军可能一个都没得喽！”

王顺生说，由于他是传令兵，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，见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等。“他们都好年轻哟，人长得高大，精神十足……”说罢，老人眯缝起眼睛，心绪似飞回逝去的燃情岁月。突然，他睁开眼问我：“你想听听会师歌吗？”

嗓音居然很亮。歌的过门很长，旋律铿锵有力：

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

铁的意志  血的牺牲

换得伟大的会合

为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

高举红旗向前进……

老人说，这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的。我惊叹他的记忆力，他回答说：“怎么忘得了呢？它都刻进我骨头里了！”

又是几年过去了，王顺生，您老还健在吗？

曾经，我花了很大工夫去研读这段历史，但纸上读来终觉浅，于是我走进西部山地，去感受那强烈的高原黄昏：蓝得透亮的天空，缓缓西下的夕阳，静寂无声的草原，侧耳倾听，那一代人激昂而沉重的喘息似仍在叩击耳膜。我想弄明白：当年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少年加入这支队伍？

川西红军史学者杨继宗告诉我，长征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：“不能以今天‘是否满18周岁’来衡量能不能入伍。因为沿途战事激烈，兵员损耗很大，譬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.6万人，进入川西只剩2万人，这还包括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苗彝胞。而许多少年因为接受了扩红宣传，为改变命运或只想吃口饱饭，于是跟着这支队伍走……”

这些十多岁的少年来自山地、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，曾演绎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！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中很多人并未能走出雪山草地，成为“失散红军”。国家民政部对此有明确规定：“失散红军”指1937年7月6日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（包括西路军、抗日联军等），没有投敌叛变行为，回到地方后，继续保持革命传统的人员及因伤、因病、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的红军失散人员，经当地群众公认，乡镇人民政府审查，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人员，国家将对他们提供生活、医疗和住房等保障。

那么，为什么川西的“失散红军”特别多呢？“最主要是松潘草地太难走，特别是四方面军曾三过草地，导致非战斗失散人员剧增，”杨继宗分析说，“如今他们差不多都过世了，活着的寥若晨星！”

我在阿坝红原草地深处的瓦切乡，拜访了在草原上生活了70年的侯德明。

这是一个已经完全藏化的湖南籍老人。当我走进瓦切牧民新村侯家宽敞的大瓦房时，老人正在转经筒，70年岁月的沧桑写满他沟壑纵横的脸。他已不大会说汉话，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、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。

阿尔基说，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瓦切定居的，当年16岁，现在他只记得“贺龙”、“湖南”、“大庸”等几个汉语词汇。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“罗尔伍”，意思是“宝贝”。在瓦切，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，后来成为他的妻子，有了4个孩子。侯德明或许并不知晓更多的革命道理，但却有做人的原则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他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，红卫兵们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、首饰、毛皮、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。10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人们清点抄家物品时惊讶地发现，所有财物一件未少！侯德明没拿乡亲们的宝贝，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。1984年，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，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：他是真正的红军！

在草原生活多年，侯德明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。有一年夏天，一个叫靳延谣的画家到瓦切写生，得知这事后，非常感动。靳当过兵，出于对一个老兵的敬重，他设法将侯德明的故事发布到媒体上。说来也巧，侯的家人竟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：一个远在川西的藏名叫罗尔伍、汉名侯德明的失散老红军想寻找他在湖南大庸（现张家界市）的亲人。这激起侯家兄弟到阿坝寻亲的念头。寻亲团经三天三夜长途跋涉抵达红原，经仔细了解和辨认，证实眼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侯家苦苦寻找70年的大哥！寻亲团和侯德明抱头痛哭，70年的思念化成奔涌的泪水……

此后，侯德明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家乡，当地人民用夹道欢迎的隆重仪式迎接失散70年的儿子，很多人哭了，侯德明也哭了。“但看得出，那是幸福的泪水。”阿尔基告诉我，“这不，他从湖南回来后，将父母亲的照片也请来了。”

果然，在侯德明卧室的墙上，悬挂着两位汉族老人的画像。他闭着眼睛，在画像下默默转动经筒，脸上几乎没有表情。那是一种淡然、超脱还是恬静？我无法窥探他内心深处对故乡、父母、红军还有怎样的感情。这情景，让我突然想起唐师曾在北非阿拉曼盟军战士墓看到的一块碑，那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立的，碑文是：

对世界，他仅是一名士兵

对母亲，他是整个世界

在中国，有多少母亲养育的优秀儿女，早已经融入雪山草地？

在甘肃迭部县，我错过一次拜访“红军少女”的机会。那是6月的一个黄昏，我走进两峰对峙的腊子口乡，年轻的藏族副乡长曾莉（藏名叫索南拉木）告诉我，她奶奶也是老红军，姓刘，四川阆中人，15岁参军，跟着大部队走到今天的甘南地区时，被狗咬了，治好伤后就定居在此。“你想见见她吗？”曾莉问，“她就住在几十公里外的洛大镇。”我因想早点翻越岷山的最后一座山峰铁尺梁，不想再走回头路，便婉拒了，这让我至今后悔不迭！

从腊子口到铁尺梁还有55公里，山道险峻崎岖，峭峰欲合，一路上有许多像腊子口一样的隘口。当我终于登上海拔3185米的铁尺梁峰顶后，远眺群山绵延，云雾下森林逶迤无边，最远处是岷山著名的光盖山，起伏的石峰绵延百里，峰顶积雪闪闪发亮，清代诗人陈仲秀曾有诗云：“迭山南望白无边，雪积遥峰远接天。”而毛泽东则大气磅礴地吟唱：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

翻过铁尺梁，下山的地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一路几乎无树，但草好，多山羊，不时能见到头扎白羊肚帕的放羊老汉，从衣着看已是汉族。其实，铁尺梁原本就是汉藏分界线，下梁后即一马平川，可直抵甘南名镇哈达铺。我在铁尺梁山脚下遇到一个放羊老汉，叫李中清。老汉裹着羊皮背心，身体健壮。他身边草地青绿，悠闲散落着几十只安静的羊，远处是绵延的麦田。“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去的哈达铺，”李老汉告诉我，“当时我也在放羊，把鞭子一甩就跟他们走了，一直走到哈达铺。那年我14岁，跟着他们在哈达铺吃了几餐饱饭，要不是我三伯硬把我拖回来，我肯定跟他们到陕北去了。”又说，自己只是跟着大军走了一遭，并没真正入伍，不能瞎编参加过红军：“我这辈子只是当农民的命哩，得认！”

“要是当初你跟着大部队去了陕北，早就当上将军了！”我感慨道。

老汉大笑，然后坦然说：“可能是吧，也可能早就不在了。这世上，哪来后悔药呢？”

我心中一动，眼睛有些湿潮。前面，微风吹拂，麦浪滚滚。